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提交了《加快图书价格立法，推动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朱旗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尽快扭转图书市场乱象。

《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短视频电商/平台电商/垂直及其他电商/实体书店折扣率分别为4.2/5.6/7.8/8.8 折，2022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871亿元；短视频电商零售图书码洋同比上升42.86%，实体店渠道零售图书码洋同比下降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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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为了生存，只能通过不断的提高定价来维持基本的利润空间。这种无序竞争将导致博弈各方陷入没有赢家的“囚徒困境”，加上抽单结算、账实不符的寄销制衍生出来的超长账期，导致出版社资金链紧张，内容创新后劲不足。而传递到实体书店，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陷入困局。

尽管一些实体书店展开自救，政府也给予相应补贴，但实体书店光靠卖咖啡、茶水、糕点、衣服，办艺术展，卖文创、卖教育培训之类，也不过只能补贴维持书店的必要开销。

虽然说图书是商品，实体书店和电商都是市场经营主体，市场问题，就该交给市场选择，让双方应该公平竞争。但要看到，图书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更是一种战略性商品(国际出版商联盟定义)，理应受到特殊的法律保护。实体书店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图书出版与销售，与国家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实体书店的存在与文化城市的建设密不可分，它是在商业和文化领域跨界的，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市场竞争与政府调节相互支撑借力。朱旗也表示，要充分考虑图书的文化属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简单套用一般消费品市场的“充分竞争”原则。

从另一方面说，受益于国家建设红利的电商，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让读者和出版社、书店共享发展成果。这并非限制竞争，而是要在共享中竞争服务质量。然而，图书电商以近乎垄断地位，主导了图书市场上的定价权。他们进而又在客观上逼迫出版社一方面冷淡那些学术价值、知识含量很高的出版物，青睐娱乐消遣的“快餐式”“畅销书”，一方面出版社又不得不虚高标价，然后再打折。这既影响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又打破了内容供给的平衡，既不利于公众文化素质的提升，也有损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形象。

要解决“低折扣如竭泽而渔，社店电共存共生”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要靠图书价格立法。比如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强调的“文化例外”，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实行的图书定价销售制，新书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按照出版社定价销售，出版一年或一定时间后可以按照一定折扣销售。

10多年来，推动图书价格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图书价格立法也确实到了走到前台的时候了。

当然，出版社和实体书店也不能消极等待图书价格法的出台。在电子书发展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光靠稳定价格救不了出版社和实体书店，光靠“颜值”也不行，更要加强自身的创造创新。

出版社应尽快研发、推行统一的图书发行“进、销、存”系统，并根据图书真实的市场表现及时调整选题方向、印数决策、渠道策略和营销方案，提高出版效率。同时，也要学习短视频电商的长处，比如，东方甄选的图书直播引来书业、文化圈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称董宇辉的爆红是“一个图书带货顶流的诞生”。正是因为董宇辉把读书的感受和对日常生活的思考结合起来而直抒胸臆，正像网友留言说：在听了董宇辉老师的解读以后，感到买书买值了。这样的做法，出版社同样可以创新性“抄作业”。

实体书店固然可以做“网红”，但更要围绕读书人需求开书店，围绕增加更多读书人开书店。特别是中小书店，要深入社区，构建“小而美”的文艺空间，重点挖掘细分市场潜力。各地扶持政策和资金应向推动书店特色化、精品化、专业化方向转变。